康熙的红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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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当时的学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很有可能是（当时）zhong国人当中数学最好的一个。他经常拿出几何还有代数题来考这些大臣，问“你们会不会……”“你会求平方根吗”“你会求立方根吗”……这些就是当时康熙研究的东西。zhong国的大臣一看，说不会，康熙说：“我会，这些东西我都会。”他跟着传教士学了很多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技术，所以南怀仁对于康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更厉害的是什么呢？南怀仁在北京制造了全世界最早的、四轮蒸汽推动的、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。这个汽车是由车身中间一个炭盆烧出蒸汽来驱动的。这件事应该是在167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成了，比牛顿1688年提出的蒸汽机车的构想要早十多年。

1676年，俄罗斯大使来访，南怀仁用拉丁文给康熙做翻译。俄罗斯来访的原因是zhong国和俄罗斯在雅克萨打了仗，也就是历史上的雅克萨之战。zhong国当时很头疼噶尔丹，怕草原上的噶尔丹造反，而噶尔丹背后依靠的就是俄罗斯，所以如果噶尔丹跟俄罗斯联合的话，对zhong国来说就会很难办。所以对于康熙来讲，要不要跟俄罗斯开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。

南怀仁给康熙带来了国际视野，因为他是从欧洲过来的，知道很多欧洲的事，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俄罗斯不会跟咱们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俄罗斯正在跟奥斯曼土耳其作战；同时，俄罗斯还在跟旁边的瑞典作战（后来彼得大帝跟瑞典打了二十多年）。对于俄罗斯来讲，最要命的战争都发生在欧洲那一端，所以俄罗斯一定想跟咱们和谈，你可以强硬一点，不要怕。”我们由此可知，后来《尼布楚条约》的签订跟传教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那一段时间，康熙和法国、波兰、荷兰，包括教皇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活动，就是因为他身边有这样的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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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到了1689年，中俄谈《尼布楚条约》的时候，南怀仁已经去世了。南怀仁是1688年去世的，1689年中俄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。在南怀仁的墓碑上，用满汉双语写的碑文。康熙还赐予南怀仁谥号“勤敏”，这是非常高的规格。因为佟图赖去世，康熙赐的谥号叫作“勤襄”。“勤”字是很难给予的，而对满族人来讲，给你一个“勤”字，这是很高的待遇。康熙的外公死了赐谥号“勤襄”；到师父这儿，赐谥号“勤敏”。

“南怀仁去世后十天，也就是1688年2月7号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走海路入华的白晋、张诚、洪若翰、李明和刘应五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抵达了北京。”这些人名字都是zhong国名字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法国人。这些人来了以后，康熙对他们都很信任，因为对于康熙来讲，这在满族人的概念当中是一个继承的关系，你们既然都是传教士，那么上一代传教士的地位由你们来继承。他们是我御前行走的人，那么你们也是我御前行走的人。所以这些法国传教士直接进入了内廷，见到了康熙。康熙特别喜欢张诚，所以在南怀仁刚去世一年后，1689年《尼布楚条约》谈判的时候，康熙派去了四个人，一个是佟国纲，一个是索额图，这两个属于大臣；还有两个是派去的翻译，一个是徐日升，一个是张诚，这两个都是传教士。对康熙来讲，传教士都是御前的奴才，看惯了也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，大家对话讲满语、讲中文。这些人的学习能力真的非常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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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到御前随便走，因为他们不归国家官僚系统管，这些人归谁管呢？归内务府管。什么是内务府？内务府就是处理皇上个人事务的一个机构，皇上的财产、皇上交办的事、皇上要处理什么人，这些事由内务府来办。内务府管多少人、多少钱呢？首先说钱，所有满族的贵族拥有的土地加在一块儿，乘以三倍是皇上的土地，就是皇上的土地面积极大，皇庄非常多，皇帝很有钱。内务府还有自己的部队，部队里边有炮兵、骑兵、步兵，共计约五千人，文职干部五千人。就是为皇上办理私人事务的机构，至少得管理一万人。这些人进紫禁城都是走西门，从西边的一个小门直接进去，拿内务府的腰牌就能进。这些传教士都归内务府管，如果他们出去传教时出了什么事，都是内务府发文。

清朝的皇上和臣子之间有两重关系，一重叫君臣关系，一重叫主奴关系。咱们现在看电视剧，剧中有些人就是自称奴才。你要自称奴才，你还得有这资格，没资格就不能瞎称奴才。奴才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普遍意义上的贱称，你得真是人家的奴才，才能自称奴才。比如说年羹尧，年羹尧并不是雍正提拔起来的，他是通过科举考试，在康熙朝就已经成为封疆大吏的，所以年羹尧和康熙的关系是君臣关系。但是论起年羹尧的出身，他们家是雍正的包衣奴才。

而雍正痛恨年羹尧的地方就在于，你是我的奴才，但是你跟我不亲，你没有一天到晚地讨好我。我们看电视剧，以为年羹尧和雍正很熟，是经常见面聊天的奴才和主子，实际上年羹尧这一辈子最多见过雍正两次。他是康熙一手提拔起来的人，但他的奴籍属于雍正。在他当四川巡抚的时候，雍正写了一封非常尖刻的信给他，骂他不懂事。那时候雍正并不是皇帝，他在信中对年羹尧说，你得知道主奴关系，你别看你现在很得意，你要搞清楚自己是谁的奴才。就是满人有这种两重关系。

而奴才当中，又分成下人型的奴才和派系型的奴才。像年羹尧、曹寅这样的人，就是典型的派系型的奴才，就是你是我门下出来的能干的人，这些人不是打扫卫生的，不是在家里洒扫、干活、粗使的，这是下人型的奴才做的事。大家要搞清楚这中间的区别。这些传教士对于康熙来讲，就是典型的派系型的奴才。康熙经常为传教士出头，解决问题，这就意味着对外界宣示：他们是我们家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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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2年，在索额图的努力之下，康熙颁布容教诏书，这就代表着允许天主教在zhong国传播了。这些传教士在康熙身边一待就是几十年，就等于一直陪伴着康熙，从他是一个小孩到成长为一位君主。而康熙经常称这些人为御前之人、府中之人。他们出去办事不是代表天主教，是我派出去的。在这些传教士给康熙上的折子里，都称康熙为“明主”“大主”“仁主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子的意思。传教士称呼康熙的方式跟满族人称呼康熙的方式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与康熙是主奴关系。

而且，传教士在zhong国建立了超强的关系网。你想，皇帝身边的人，这个关系网有多强大呢？举一个小例子，有传教士在湖北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湖北巡抚不帮忙，传教士写信到北京求助，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找到了湖北巡抚在国子监当差的儿子，跟他说：“你老爸那边的事，你给打个招呼，帮帮忙。”巡抚的儿子连忙说没问题，皇上身边的人都发话了，马上就办。所以各地的人都知道不能得罪传教士，原因就在于传教士是能随时跟皇上说话的。同时，传教士也负责把zhong国的很多信息、技术传播到世界上，比如说瓷器、中医、虫草、阿胶，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传教士的文章，或者他们亲自带回去的方式传到西方去的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就要说这个红票为什么会出现。这个涉及教皇使团。1704年11月20号，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发布了一个教内禁约。对于天主教来讲，只有一个神，这个神就是上帝，除了上帝，别人是不能随便祭拜的。但是zhong国人又是必须祭祖的，你要发展zhong国人入教，而zhong国人要祭祖，这就产生了礼仪之争。对此，教皇说不行，不能祭。怎么办呢？教皇派了特使多罗来北京。1705年，特使多罗来到北京。这个时候，康熙五十一岁，已经亲政了三十七年，平定了噶尔丹，平定了三藩，营造了一派大好的局面。而且，九子夺嫡的烦心事还没有开始，也就是九个孩子争夺皇位的事还没有开始，他没有烦乱，没有废太子，所以这是康熙心情最好、执政最顺利的一段时间。

多罗带着使团来了，康熙本来不想见，他觉得这件事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在zhong国的传教士统共也就不到一百人，这对康熙来讲是很小的事，他认为这就是奴才家来了亲戚。这些奴才跪求康熙见一见，赏奴才个脸面，这个脸面很重要。康熙内心仁慈，便说那行吧，就见一见。他还专门让人问清楚这些人是穿什么衣服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确定对方是走政府这条路线来见，还是私下里的这种亲戚会面。如果要走政府的路线见，你就要经过礼部，经过礼部就绕不开礼仪问题，比如说你得三跪九叩，康熙是不可能打破这个传统，跟礼部说不要三跪九叩了的。因为这样以后谁来见都不叩了。所以只要走礼部，你就一定要三跪九叩，但外国人接受不了这个。康熙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皇帝，他说，不要走礼部了，外国人不懂咱们的礼仪，就走内务府吧，从内务府的途径来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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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康熙绕开了朝廷，在景山的园子里（就是今天的景山公园）设置了下午茶，用满族人的习惯接见了多罗一行人。康熙盘腿坐在一个垫子上，满族人会盘腿坐。然后多罗进来，多罗当时还生病了，身体不好，康熙让多罗也坐在垫子上。但他一个老外，坐不住，再加上身体不舒服，更坐不住了。但太监考虑到不能给他搬个凳子，因为如果给多罗搬了凳子，他就比康熙高，这不像话。内务府的人很聪明，给多罗弄了好几个垫子，用垫子给他搭成了一个软椅的样子，让多罗坐在那儿挺了下来。康熙让太监端出了三十五道点心，还有酥油茶，非常亲切地跟多罗聊天。

康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人，他觉得多罗不信任耶稣会的人，这倒无所谓，因为对康熙来讲不是什么大事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个大岔子，就是教皇从福建教区调了一个叫作颜珰的主教来北京，让他来负责传达教皇的意思。康熙说，那就见一见吧，于是接见了颜珰。颜珰主教在zhong国待了二十多年了，但跟康熙见面以后，康熙发现颜珰听不懂他说的话，颜珰说话他也听不懂，康熙不耐烦了，觉得这人没学问。康熙觉得，我身边的传教士连满文都学会了，你却连一句话也不会。

康熙的养心殿上有一个牌匾，上书“华岩云阁”，康熙问：“你不会说zhong国话，那认字吗，这四个字你能念一下吗？”颜珰看了半天，只认识其中的云字。康熙非常生气，让他出去。康熙不理解教皇为什么派这种人来管理zhong国的传教士，这种人叫市侩、无知之徒，所以教皇对zhong国传教的事有怀疑、有意见，都是这帮人搞的，不能让他们那么瞎管。于是他决定以后要求在华传教士接受审核并领票，所有的传教士要经过内务府或者礼部的审核，领票传教。

康熙让传教士领票，纯粹是为了帮助他所支持的这一派传教士。当他提出领票的要求以后，多罗竟然私下告诉所有的传教士不许领票，传教这件事归教皇说了算，不能够由异教的皇帝说了算，所以不能领票。有五个人找康熙说：“我们想领票但不敢，因为教皇不让领。”康熙说：“你们不领票就不能传教，但你们又想领，怎么办？到广州待着候诏，等你们什么时候确定了，什么时候你们再回来。”然后，有四十八人领了票，继续传教，有十三个人坚决不领票，被驱逐了。这件事情使得康熙非常不高兴，甚至很是恼怒。（后来老神父闵明我多次写信给多罗，但多罗不听劝告且说要向教皇告状。）康熙就给澳门的总督写了一封信，说别让他回去了，就把多罗软禁在了澳门，一直待到死。多罗后来就没能回到欧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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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又觉得跟教皇之间肯定有误会，就是多罗和颜珰这样不学无术的人瞎搞导致的。于是，康熙决定派个使团去跟教皇面陈，把他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跟教皇好好说说。所以在1706年10月17号，康熙派出了龙安国和薄贤士两个传教士。这两个传教士从东方被派往西方，是作为康熙御前之人被派到西方给教皇传话的。这就是康熙的红票上的其中两个人。这两个人走的路线是美洲航线，从zhong国先到巴西，再从巴西坐船回欧洲。到巴西以后，从巴西出发的时候，两个人还商量，说咱俩别坐一个船，以防出海难，咱俩分开，乘两条船走。结果，两条船都遭遇了海难，这俩人就都死了，没能回到欧洲。于是，康熙开始了漫长的、十四年的等待，翘首以盼。

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就是我们看官方的史书，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，因为这些事都没有经过政府记录。凡是政府下发的文件，会记录在史书上，而这些相关的文件是从内务府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通过书信文字、西方人的记录以及zhong国个别人的记录查这些案件。那一段时间里，政府发文经常出什么内容呢？皇帝问有没有从西方来的信件，有没有从西方来的包裹。所有西方来的信件、包裹如果发现了什么，要立刻向他汇报。广东的这些大臣们不知道皇帝在等什么，皇帝一直在问什么东西，还以为皇帝想要红酒，所以查到很多红酒就赶紧给皇帝送过来。实际上，皇帝不是要红酒，皇帝是在等信儿。他派出去的两个奴才没有信儿。十四年的时间，康熙就一直等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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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传教士出使的第二年，1707年的10月27号，康熙说，再派两个人去。这次他派了艾若瑟和陆若瑟两个人去欧洲。这两个人顺利地到达了欧洲，而且见到了教皇。这两个人还带了一个zhong国的教徒，叫樊守义。在历史上能够查到樊守义这个人，过去的解释是说康熙派了樊守义去，两个西方的传教士跟着，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，是康熙派了两个传教士，带上了一个叫樊守义的zhong国人。一行人出洋，到那边见了教皇以后，教皇依然不同意礼仪之争，而且教皇告诉艾若瑟：“你别回去了，就待在这儿，不用回去了。”教皇认为这是我们的人，现在回来了，就不要再出差了，留下来就好了。这下可把康熙坑苦了，后来康熙没办法，发了这张红票，这张红票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漫无目的的公开信。

他这封信里边写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康熙的口授，甚至文字都不通顺，旁边有人记录。记录完了以后内务府印刷，把这张红票用拉丁文、满文、汉文一块儿发出去，意思就是说：我差去了这四个人，“至今数年，不但没有信来，所以难辨真假。又有乱来之信，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，想是到去了。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，事情都明白之后，方可信得。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，无真凭据，虽有什么书信，总信不得。（康熙啰唆了，在这儿啰唆地说这件事。）因此，唯恐书信不通，写此字，兼上西洋字刊刻，用广东巡抚院印，书不封缄（就是公开信的意思），凡来的众西洋人，多发与带去。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”。见到有头有脸的外国人就发一张，让他们都给带回去，尽可能交给教皇，问问他我的人哪儿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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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这张红票真的到了教皇手里，教皇看到红票之后大惊失色，因为当时欧洲是非常开放的，大家的外交是非常讲礼仪的，你送来的使臣，我是一定要让他回去的。教皇没有想到这是康熙的使臣，教皇认为这是自己这边出差的人回来了。于是教皇说，他们既然是康熙的使臣，那就赶紧回去，就要求艾若瑟赶紧回去。陆若瑟走到西班牙就死了，所以就剩一个人了。于是，艾若瑟带着樊守义坐船回zhong国，走到半道时艾若瑟也死了，所以樊守义回来之后带的是艾若瑟的棺材。康熙大怒，让人查樊守义，觉得肯定是他把艾若瑟害死的。结果地方官员查了以后，说樊守义是个好人，没什么问题，并没有谋害之嫌。后来康熙讲了一句话：“zhong国所使之人，一字不回，都暗害杀死。”意思是我送去四个使臣，全都被你们杀死了。教皇为了解释这件事，立刻派了教皇第二使团来到zhong国。

在这个阶段，同时有两个使团在北京，一个是教皇的第二使团，一个是彼得大帝的使团。当时彼得大帝使团的人留下来的文字中，他们不明白zhong国的皇帝为什么会对天主教的事这么热心。因为这事跟皇帝关系不大，传教也好，不传教也好，对于皇帝来讲都不是什么大事，皇帝却如此有耐心。作者也问，皇帝为什么对西洋的这件事如此有耐心呢？第一个原因是跟技术有关，康熙绝对不希望西洋人不来zhong国，因为康熙知道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都是西洋人带来的。

甚至康熙开疆拓土，打下了那么多的土地以后，他要勘测地图，谁来勘测？他派白晋去勘测。白晋是法国的传教士。白晋这个人在康熙身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，也喜欢上了zhong国文化，不愿意去做这些西洋的勘测技术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反而天天在家里研究《周易》，想把《周易》研究清楚带到西方。康熙批评他，说：“人家教皇就是说我们之间的礼仪问题分不清楚，我一个劲儿替你们辩护，你还整天在这儿研究《周易》，你让人怎么说，我以后怎么给你解释？你还是出去给我勘测疆土吧。”结果，白晋走了一段，从马上摔下来，摔伤了，说要回京，不能去了。康熙非常生气，说：“摔伤了应该就地养伤，养好了再去，怎么能回北京呢？你就是不想去。”由此可见，康熙当时要用到这种懂现代科技的人，是很难的，所以他特别希望不要断了这一支，希望这些西洋人能够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