减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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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：“从人类诞生到1949年”，也就是到杜鲁门演讲的这个年份，“世界总人口增长25亿左右，之后仅仅过了70年，世界人口数量便增长至1949年的3倍，就是70多亿。1950年全球人均收入大约是3000美元，尽管人口数量增长了3倍，但2016年全球人均年收入仍然达到了约14500美元。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8岁，增长到今天的70岁以上。1950年15岁以上群体中，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占55%，而今天这个比例超过85%。”



这种不断增加的过程，奠定了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基调，所以人们陷入了忙碌的陷阱。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都越活越累，我们挣了这么多的钱，比50年代的祖辈们生活得富裕多了，但是我们怎么变得越来越累了呢？我们没有感受到从容，我们只感受到了富裕。“表面上抱怨，实则是一种炫耀”，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讲“最近忙，最近忙得不得了”，当一个男人跟你讲他最近很忙的时候，这代表着我很成功，事情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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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里还记录了一个心理学实验。作者找了一群人，把大家分成两组，然后每组每人都给了40美元。40美元还是挺多的，换算成人民币得好几百块钱。



然后，第一组拿这40美元随便买东西，买完之后大家聊一下，看这一天过得怎么样。另外一组，作者也给每人40美元，大家可以花钱来免除一些工作。意思就是第一组的人要花钱买东西，但他同时要完成一些任务和工作，而第二组的人不买东西，但可以拒绝做那些工作。比如你让我去接孩子，我出20美元找人替我接了；你让我打扫卫生，我出10美元找人替我打扫。



两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花这40美元，结束以后，作者询问哪一组的人对这一天更满意。各位猜哪一组更满意？作者进行了很多次实验，都是花钱减少事的那组人心情更好，而花钱买东西的那组人心情并没有那么好。所以我们花钱购物，买了很多东西以后会觉得添堵，质问自己“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又这样”，但你买的时候控制不住。



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卖旧书。好多人喜欢加我的朋友圈，就是想看我卖我们家的旧书。我把家里的旧书翻出来，有这么厚一摞，只卖100块钱。这个价格我肯定是亏了，因为那么厚一摞书，只卖一两百块钱太少了。但每次卖完一大堆，快递把它们全部寄走的那一刻，我感到神清气爽。这就是断舍离了，你减少这些东西以后，你会觉得非常开心。所以，我们通过心理学实验证明，减少事情才是更开心的方法。



接下来，我们看怎么做到思维反转，有哪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多地做减法。第一招，就叫思维反转。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：“我因为太忙，所以没法把这封信写得更短。”这句话很有名，因为你要把一封信写短，需要下很大的功夫，要慢慢炼字，慢慢删减，最后做到言简意赅。但马克·吐温说今天太忙了，所以写长了点给你寄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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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它提供了一个方法，叫作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”。意思就是我们的减少不能建立在无所谓的基础上。比如说，让遥控器的按键变得更简单，结果功能少了一大半，那肯定不行。我们得保证基本功能都能实现，然后再把遥控器变得更简单，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减少。而这个减少的方法，叫作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”。你首先得达成基本的满意度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怎样改变，怎样减少。



作者提出了一个比例，叫作“信息墨水比”。信息墨水比最大化，指的就是我们传达出来的内容越短越好，最好能用最少的字就把这件事说清楚，这是简化的方法。大家现在可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，封面画的是一个坐标轴。咱们过去学解析几何的时候，要把纵轴、横轴画得非常清楚。但那是考试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看图表看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趋势。减法的趋势就是把这两边都简化掉，一杠，这就让我们知道了减法的力量。



第二个方法，叫作“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”。生活需要减少到什么程度？减少到激发出喜悦为止。比如说，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断舍离、心花怒放的整理术，就是通过整理生活，点燃我们内在的快乐，然后产生心流。大家回去可以学一下我卖书，你们可以回家卖包，或者清理家里多余的衣服。



市面上也有很多捐赠的渠道，我们就捐赠出去，把多年不穿的旧衣服整理出来，打包捐赠出去，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快乐。那种快乐的感觉，比买东西要强烈得多，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，直到下一次我们再把柜子塞满，然后再捐出去。这就是我们说的“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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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可以对减法进行转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减法的词都带有“消极效价”，也就是减法的词只要出现，我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。一个事件、物体或想法对人的内在吸引力，这就叫作“积极效价”；或者带给人们的厌恶感，这个叫“消极效价”。你听到一件事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？觉得高兴，那是积极的；觉得不高兴，就是消极的。



“正如（化合价）在化学中一样，效价现在是心理学的一个既定概念，对心理的建构非常有帮助。”我们要让一个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，我们可以转化它的心理效价，把那些大家不喜欢听的词，变成大家容易听的词。



这跟丹尼尔·卡尼曼的研究——也就是《思考，快与慢》的作者——有很大的关系，他说“人都厌恶损失”，所以各位就能理解，我们去4S店买车的时候，为什么卖车的人希望我们能试驾一下？因为一旦你试驾了那辆车，你就会觉得这辆车是你的了。一旦你觉得这辆车是你的，你就希望一定要拥有它，这时候跟销售讨价还价，就是为了成交。



大家到样板间去看，最会销售的人都会说：“想象一下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想象一下你在这儿做饭是什么样的感觉……”他们不断地让你想象这是你的家，想多了就扔不掉了。这就是厌恶损失的心理，来自效价这个概念。对于损失的东西、减少的东西，我们的心理效价就是排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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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，是这本书里我认为对我启发最大的一部分：减法可以改变系统。这是从系统论和复杂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的。比如，利奥·鲁滨逊在拒绝卸载南非货物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。没有人能够测算出来，说这就是远隔千里之外的种族体系崩溃的起点。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，也没有人能简单地预测一个系统。



但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系统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系统会从哪里崩溃，因此当码头工人做出这个反应的时候，连锁反应来了，导致整个种族歧视系统崩溃了。所以，要看清一个系统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看清它的细节，更需要看清这个“场”，这两者都很重要。



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者，叫作库尔特·勒温。库尔特·勒温启发过两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都是我们曾经在书里讲到的。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费斯廷格，我们经常会看到“费斯廷格法则”，费斯廷格就是库尔特·勒温的学生；另一个人就是丹尼尔·卡尼曼。这两个人都曾多次引用库尔特·勒温的学术发现。勒温讲过一句话：“消除系统内阻碍进步的力量，是最有效的改变系统的方式。”因此要改变一个系统，我们有一类好方法，有一类坏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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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好方法呢？消除进步力量的阻碍，这就是好方法，因为你所用的方式是减少、减少、减少。而坏方法就是增加，通过增加规矩和方法来改变这个系统。比如说，一个公司为了鼓励创新，就会不断地增加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，再给每个人增加一条规定：你所做的创新产品的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多少。很多公司习惯用增加指标的方法来决定员工的行为，最后员工就崩溃了。



所以好的方法是，我们能不能通过减少约束来增加创新的行为？比如减少一个报销的流程、一个审批的流程、一个评委会的流程。在我们过去的系统中，人们不相信复杂体系，反而更相信机械式的掌控，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个误解：掌控得越严密，这个体系越会稳固。



复杂体系的学者考夫卡，曾经有一句被人们误读的话，这句话是：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”大家听过这句话吗？很多人都讲过，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。比如说，你们家本来有两口人，现在增加了一个孩子，请问你们家的事是不是只多了三分之一？绝对不是。多了一个小孩以后，事情多了好几倍，因为家庭关系多了好几倍，所以说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。



但这不是考夫卡的原话，他的原话是：“整体不是部分的机械相加。”因为他们的互动关系会非常复杂，我们不能把这三个人加在一块儿就组成一个家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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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这里，就要揭示我们之前说的道路问题的答案了。为什么修了更新的路以后，效果可能会更差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各位知道，道路出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，每一个开车出门的人，他的行为都是自己来决定的。成十万、上百万的人在这片地域里活动，他们的行为都是自己选择的，当你多了一条公路以后，他们可能整体转换了一种出行方式，而这个出行方式是不是最优解呢？其实不知道。很有可能这条路的修建，使得整个系统从原来的最优解变成了次优解，这个次优解就会导致更多的拥堵。



反过来讲，你拆掉这条公路，从机械态的角度讲，路面的比例少了，车多了，应该会堵车。但这条公路的拆除，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变化，可能就不堵了。这是一个随机的变化，并不是说拆除这条公路以后，人们还这样出行。因为城市太复杂，所以拆路反而会变成一个最优解，进而导致路面没那么拥堵。



这就彻底解决了我头脑中一直想不明白的事。因为这个社会是复杂的，道路体系复杂到你用计算机都算不清楚，所以有时候“少就是多”。这件事不仅发生在美国，也发生在韩国，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。人们发现拆了公路以后，交通环境变得更好了，甚至拆掉红绿灯，出行更通畅了。



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他过去上大学的时候，参加足球队踢比赛，他们的队伍怎么都踢不过别人，就是联赛无望的水平。大家猜他们的教练用了一个什么方法？教练竟然裁掉了两位队员，也就是在平常训练和预选赛的过程中，只让九个人上场踢。一支十一个人的球队只上九个人，大家都觉得教练疯了，这根本没法踢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等到这九个人配合得非常完美了以后，正式比赛的时候再增加两个人，变成十一个人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得了冠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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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一个人的队伍并不是最好的。他选了最好的九个人，把这九个人先练成一个体系，练成最优解。虽然最后增加了两个人，但他们只是边缘人物，九个人的核心已经练出来了。教练用这种方式训练出了一支冠军的球队，跟我们以往想象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通常会希望这个大名单越长越好，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人，希望更多的人上场，但是这个教练所用的方法是减少，用九个人练出一个核心来，这都叫作“系统性地思考”。



所以我们想要系统性地使用减法，得学会拥抱复杂，追求本质。作者说：“遇到复杂系统，我们要尽量避免超过工作记忆的负荷。一份含有上千件物品的清单，或许在进行法律诉讼时用得上。但如果我们既要记忆又要运用这些信息，这些信息就会变成一幅全尺寸的地图，大得可以遮住太阳。为了改变系统，我们需要找到系统的本质，这就意味着需要删去一些细节。那么问题就是：留下什么，又删除什么？这个是挑战。如果系统越复杂，做减法的难度就越大，那么做完减法后的收获也就越大。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细节，正体现了我们干预系统的方式和着力点。”



所以，马龙·白兰度在《教父》里说的话就特别重要，叫“一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一辈子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会有不同的命运”。所谓“事物的本质”，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抓住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那几根支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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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我自己写的那本书，叫《陪孩子终身成长》。教一个孩子成长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，如果在这个复杂体系中，我事无巨细地把这个孩子管好，肯定会全家崩溃，谁也受不了，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方方面面。但如果我们知道，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——无条件的爱、终身成长的心态以及价值感，我们把这三根支柱找好了，孩子就会长得非常愉快。你也开心，也轻松，孩子长得也幸福、快乐。这就是事物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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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里还有一个例子，讲的是作者的表姐在急救室当主任。各位想想看，当急救科主任是什么感觉？我之前陪家里人晚上看急诊，实在太吓人了，房间里一会儿这边打架了，一会儿那边又喝醉酒了。那么复杂的一个环境，让我们外人看，就会觉得这工作很难做。因为手术室只有两间，只有几张打吊瓶的床，我们要如何接待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人？



作者后来就问他的表姐，她是怎样从容地处理急救室这么多事情的呢？表姐回答，只有三件事。各位注意“三”这个数字太重要了，你找到这三根支柱，就能解决复杂体系的问题。



第一个，叫作“需要对该患者立刻实施救生干预吗”，就是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不抢救就死了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个，“该患者需要占用多少医疗资源”，也就是你要救助这位患者，需要调用多少医疗资源。第三个，“该患者的生命体征如何”。在这么乱的环境之下，急诊科负责调配资源的人，考虑的就这三件事，从这三件事出发，每个晚上都能够平稳度过。



当我们面对复杂体系时，如果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，我们肯定照顾不过来，所以一定得抓住最重要的部分。这还有一个极其精彩的案例，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。各位知道有一个叫作“心脏导管”的手术，就是在心脏里面插一根导管。在美国，每年差不多有三万人因为导管感染而死亡。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美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，大概也是三万人，相当于每年因为导管感染死亡的人数，跟大街上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是一样的。



后来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们就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插入导管的过程，最后得出了非常简单的步骤。“第一步，用肥皂洗手。第二步，用消毒剂清洁病人皮肤。第三步，用无菌纱布包裹患者的整个身体。第四步，佩戴无菌口罩。第五步，穿戴帽子、防护服和手套。第六步，在导管部位敷上无菌敷料。”如此简单的这六步，效果出奇地好，几乎完全消除了置管感染的情况。



但这个案例精彩在哪儿呢？后来有人提出，全美国的手术室里，每年会发生一百多起手术火灾，有时候会烧死或者烧伤病患。这个六步法里有火灾的隐患，能不能再增加一些步骤去改变它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