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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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钱锺书从上海离开去蓝田师院的第二天，杨绛就收到了梅贻琦校长打来的电报，责问钱锺书为什么还不来报到，以及上一封电报为什么没回复。然后杨绛赶紧回电报，说之前没有收到这封电报。这就是阴差阳错。为什么会有一封电报没到呢？多年以后，他们才想明白这件事。原来是一位叫作陈福田的教授从中作梗，陈福田不喜欢钱锺书，钱锺书也不喜欢陈福田，所以钱锺书所有的文字当中，只以FT来代替陈福田的名字。

圆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，已经开始学会看图识字了。圆圆认字有多厉害呢？她跟表姐一块儿看图识字，表姐拿着看图识字的书，圆圆头坐在对面。后来杨绛就发现孩子很喜欢看书，就给她也买了看图识字的书，结果发现圆圆直接把看图识字的书倒过来，每个字念得都是准的。原来她认倒字。小孩子学东西的速度之快是超过大人的想象的，她倒着坐，是真的认识了那些字，只不过全部都是倒字。后来外公杨荫杭说：“‘过目不忘’是有的。”钱瑗读书真是过目不忘的。

1941年的暑假，钱锺书从蓝田师院回到了上海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钱锺书离开的时间太长了，有一两年，所以他回来那天，天快黑了，钱瑗就一直看着他，看他没有走的意思，就跟钱锺书说：“这是我的妈妈，你的妈妈在那边。”她怕钱锺书留下来赖着不走了。

锺书很窝囊地笑着说：“我倒问问你，是我先认识你妈妈，还是你先认识？”

“自然我先认识，我一生出来就认识，你是长大了认识的。”这是圆圆的原话，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。我当时非常惊奇，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。

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，妈妈都退居第二了。圆圆始终和爸爸最“哥们”。锺书说的什么话，我当时没问，以后也没想到问，现在已没人可问。

这是一个谜，钱锺书在钱瑗的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话，让钱瑗一下子接纳了他，并且跟他关系更好，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。钱锺书回归到了家庭，这次回来，他就没有打算再回蓝田师院去了。因为他已经听说清华要聘他，是吴宓告诉他的。吴宓让他放心，虽然会上有个别人不同意，但是最后投票通过了，让他等着聘书。结果左等聘书也不来，右等聘书也不来，眼看就要开学了，这个聘书再不来，钱锺书可就失业了。在抗战期间，失业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，家里就会没饭吃，所以钱锺书都有点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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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陈福田上门了，日记里写的是FT上门。陈福田上门以后，告诉钱锺书自己代表清华大学来请他回去做教授，一块儿去昆明。钱锺书不去，因为他知道人家不乐意。既然聘书不愿意发过来，又这么拖拖拉拉的，上门讲这么几句话邀请你去，有点操守的人就不去了。所以钱锺书就婉言谢绝了，谢绝了以后，陈福田竟然也没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就离开了。所以这纯粹是一个虚与委蛇的过程。

他们一家在辣斐德路钱家住了八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钱锺书每天就像小孩子似的，天天逗钱瑗玩。当然他也工作赚钱，他的岳父把震旦女校的一些课程让给女婿来讲，让他能够挣点家用。同时他还收一些拜门学生。

所以后来，在钱瑗病中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，第一篇就叫作《爸爸逗我玩》，对于钱瑗来讲，爸爸变着法地逗她玩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。《我们仨》这本书最早不是杨绛要写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《我们仨》是钱瑗的一个遗愿。病中的钱瑗躺在病床上，仰着头，拿着笔写了《我们仨》的开头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最后没写完就去世了。所以杨绛是接着钱瑗的遗愿，写完了《我们仨》这本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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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，家里突然收到了一大堆西瓜，钱锺书觉得肯定跟他没关系，因为他没有这么阔气的朋友，认为西瓜肯定是楼上堂哥的。结果过了一会儿才弄明白，原来是钱锺书的学生给老师专门送来的西瓜。钱锺书很高兴，堂哥也把西瓜赶紧送了回来。他们把西瓜分了给整个院子里的人吃。

圆圆特别逗，她看到这个西瓜觉得非常光荣。她说：“爸爸，这许多西瓜，都是你的！——我呢，是你的女儿。”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，非常自豪，看到自己的爸爸能够得到这么多西瓜。然后钱锺书逗钱瑗说小孩子肠胃不好，不能吃西瓜，说了一句：“Baby no eat.”小孩不能吃。然后钱瑗被逼急了，突然冒出一句英文：“Baby yes eat!”就是自己生造的句子。这个是钱瑗小时候的趣事。

1947年，钱瑗的右手食指得了骨结核。骨结核是很严重的病，如果治疗不当的话会转移，甚至可能影响生命安全，这在当时是一场大病。好在钱瑗的身体后来慢慢好转了，但她这一生身体都不是很好，经常休学。

1948年，锺书的爷爷百岁冥寿，他们一家人都回到了无锡，在这个时候，钱瑗才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爷爷钱基博。钱基博躺在床上午睡，突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女孩在那儿看书。然后钱基博就问她看的什么书，两个人聊了一下以后，钱基博才知道这是他起名叫作健汝的孙女，大为高兴，说这是“吾家读书种子”。钱锺书这么大才，他爸爸都不认为他是读书种子，而认为钱瑗是他们家的读书种子。

接下来，就是日本投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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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振铎先生、吴晗同志，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，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。但我们也明白，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，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。

我们如要逃跑，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，决定他何去何从的，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。非但不唱，还不爱听。但我们不愿逃跑，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，撇不开自家人。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，跑出去仰人鼻息，做二等公民，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的文字，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，我们是倔强的zhong国老百姓，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，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，等待解放。

当时的知识分子面临着选择，是逃出去，还是等待解放。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国内。解放以后，两个人就都到了清华做老师。钱锺书当然是教授了，但是因为清华规定，夫妻俩不能都做教授，所以给了杨绛一个兼任教授的职务。杨绛开玩笑自称“清华的散工”。她很喜欢这个“散工”的工作，因为兼任教授不用开各种各样的会议。

钱瑗到了清华附中上学，但是因为清华附中要求她从初一开始读起，他们觉得没必要，再加上钱瑗的身体也不好，所以她就选择了休学在家。杨绛跟钱锺书一块儿辅导孩子，这个教师配置是非常高的。

钱锺书后来被选调到了“毛选翻译委员会”，要到城里去工作。清华在（二十世纪）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属于城外，我九十年代去清华，都一定要从西直门转车，那算是很远的一个地方。调到城里工作，就意味着不能够经常回来。钱锺书临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杨绛要好好照顾孩子，而是告诉钱瑗，说：“你要好好照顾妈妈。”

圆圆确实很照顾妈妈。比如说，妈妈有洁癖，在搞煤球的时候特别怕上面的猫屎，然后圆圆每天去替她把猫屎都清理干净，告诉她说猫屎已经清理过了；杨绛怕鬼，怕黑暗，不敢晚上出门，所以每次晚上出门，都是圆圆陪着她一块儿走夜路。

1952年，院系调整，清华的文科院系全部被并进了北大，所以他们就跟着一块儿从清华调到了北大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们经常去颐和园、动物园，一家人玩得是很愉快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家收入算高的，两个教授的收入工资比一般人高不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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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瑗复学时遇到了英语转俄语的问题，开始学俄语，因为她有语言天赋，所以俄语学得很顺利，很快就当上了三好学生。1955年，钱瑗考上了北师大的俄语系。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家人经历了“大鸣大放”和“反右”。此时钱瑗下放工厂，钱锺书下放到昌黎，只有杨绛留在北京。然后又经过“大炼钢铁”和“三年饥荒”。1957年，钱基博被斗争，去世了。钱瑗最终在北师大留校任教，这是他们家最高兴的一件事。

但是好日子不长久，转眼就到了六十年代。在“四清运动”的过程中，钱瑗火线入党。但是“文革”开始了以后，钱锺书和杨绛就被打为了“牛鬼蛇神”，而且存款被冻结，家里没有钱了。钱瑗从外地回来，回到家的时候，要先写一个大字报，表明自己与钱锺书、杨绛划清界xian。她举着这个大字报，是为了让周围的邻居都看到她是跟她的爸妈划清界xian的。

回到家里后，钱瑗坐在杨绛的身旁给她缝衣服，一边缝衣服一边说：“思想上划清界xian！”意思就是“虽然思想上划清了界xian，但是生活上我还是要照顾你的”。钱瑗带回来好多糖，一颗一颗地把糖纸全部剥开，把那个糖拿出来放在罐子里，给两个老人家吃，因为她怕那些糖纸被邻居们发现、举报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容易的。

杨绛先生没有写在干校的那段生活，大家可以参考《钱锺书传》和《杨绛传》来了解一下。他们从干校回来以后遇到了“强邻”，隔壁的邻居跟他们家打架，钱锺书奋力一搏，甚至打伤了胳膊。老人家一辈子就打过这么一次架，这是为了妻女出头的硬仗。后来没办法，只能逃避“强邻”。钱瑗提议逃去北师大。她在北师大找了一个筒子楼里的小宿舍，于是他们一家人就乱乱地搬了进去，就在1973年的12月9号这天，他们逃到了北师大。

在北师大期间，钱锺书因着凉，哮喘发作，会发出像风箱一样的声音。杨绛还开玩笑地说，这是“呼啸山庄”。有一天发作得很厉害，他们需要去医院，但是没有车，北师大的车只能送教工，好在那个司机很好心，刚好那天要把一个教师送去医院，所以就顺便把钱锺书也一块儿送到了北医三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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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医院，司机帮着把锺书扶上轮椅，送入急诊室。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。将近四小时之后，锺书的呼吸才缓过来。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，抢救得性命，医院就不管了。锺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。

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。他对钱瑗说：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；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，他随叫随到。锺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，正是午夜十二点。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。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，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。他如果不来接，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。医院又没处可歇，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。

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，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，锺书这回不呼啸了。

多亏北师大的校医院用心，每天给钱锺书打针，算是把他的命救了下来。但是这个病之后，因为脑部缺氧的时间太长，钱锺书出现了大脑皮层硬化的后遗症。大脑皮层硬化就导致手抖，没法写字，走路会撞墙，等等，这都需要时间来恢复。

1974年5月22号，他们觉得在北师大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就向他们原单位的小战士申请想要一个住处。一个小战士给他们找了一间办公室，他们就在那个办公室里安顿了下来，吃喝拉撒都在里边。1974年，他们回到这个办公室里住，钱锺书又被要求加入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。杨绛说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五人小组到底是哪五人，但是叶君健、乔冠华、袁水拍、周珏良等，这些人都是那段时间常见的。

他们要求钱锺书出去做翻译，杨绛提出钱锺书的身体连路都走不了，离不开这个屋子，没办法完成翻译工作。对方表示，如果离不开屋子，可以在这个屋子里办公。然后杨绛跟钱锺书答应了，就在这间吃喝拉撒睡都管的办公室里，成立了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。大家每天在这儿办公，用一些纸箱子堆起来做成书架，这些年轻人就着钱锺书，在这个小屋子里翻译毛主席诗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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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二十日，我译完《堂吉诃德》上下集（共八册），全部定稿。锺书写的《管锥编》初稿亦已完毕。

他们在“文革”期间都完成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著作。

《管锥编》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，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，不用浅易的文言，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，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，正逞威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，他们容许吗？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，他不用炫耀学问。

我们都觉得《管锥编》难读，是因为钱锺书用的是古文中最难读的古文写的，目的是不让别人看懂，你就知道这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。然后他们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写题记，“管锥编”三个字由杨绛来写，“堂吉诃德”这四个字由钱锺书来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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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事情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1977年1月，杨绛突然接到了学部办公室的电话，要求他们去领钥匙。原来是给他们分了一套四室一厅，这个四室一厅的房子就是后来他们在三里河的居所。他们起初不知道是受了谁的照顾，后来猜测可能是胡乔木同志。胡乔木是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时候的同学，但是两个人上学的时候并不熟。这个时候胡乔木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。胡乔木经常来他们的房间，跟钱锺书聊天，也问一些事，聊得很愉快。

但是杨绛说：“他来看我们可以，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去看他。”这就是界xian。胡乔木也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过关于分房的这件事，也没有希望他们感恩。他们唯一说过一句和这有关的话，就是当胡乔木问他们觉得房子怎么样时，杨绛说：“始愿不及此。”她说这就已经是他们感谢他的话了，意思就是，他们没有想过会这么好。

1978年，钱瑗考取了英国的学校，还拿到了奖学金，到英国留学一年。圆圆不在身边，他们非常想念，这一家人几乎就没有怎么分开过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天天通电话、写信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“收集石子”。什么叫“石子”呢？他们把自己每天生活中遇到的好玩的人和事，都叫作“小石子”。每个人都在收集着生活中所遇到的“小石子”，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分享，这就是快乐的家庭。快乐的家庭就是大家有话说，有无数的好玩的事需要分享。因为阿瑗在国外留学，所以她带回来的“石子”最多。

在三里河寓所的这段生活，是他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。他们的相处方式叫一人分饰多角：阿瑗是他们的女儿，但是又像是他们的妈妈，照顾他们的生活，有时又像是大姐姐，有时又像是小妹妹；钱锺书呢，有时像是哥哥，有时像是弟弟，有时又像是爸爸，有时候像老爷爷。他们一人分饰多角，三个人玩得不亦乐乎。杨绛说：“我们对女儿，实在很佩服。我说：‘她像谁呀？’锺书说：‘爱教书，像爷爷；刚正，像外公。’”钱瑗教学是非常认真的，在学术上也有很多的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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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钱锺书先生写的《围城》被拍成了电视剧。这一下子钱锺书火得不得了，每天有无数的人给他写信。按理说，太多人写信，他可以不回信，但是钱锺书认为要一一“还债”，钱锺书都老老实实地给写信的人写了回信。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。还有很多人不经邀约就登门拜访，想要看看大作家长得什么样，后来钱锺书自己写文章抱怨说：你如果喜欢一只鸡蛋，为什么要认识那个母鸡呢？意思是“不必非得来看一下我这个写书的人”。也就是在众多的人登门拜访钱锺书的时候，钱锺书再次感染感冒，进而引发哮喘住院。这一次住院以后，钱锺书就没有再出院。

杨绛很理解钱锺书，说：

他并不求名，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。假如他没有名，我们该多么清静！

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：“从此，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。”

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。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

人间也没有永远。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。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。

……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。我每天去看他，为他送饭，送菜，送汤汤水水。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，在西山脚下。我每晚和她通电话，每星期去看她。但医院相见，只能匆匆一面。三人分居三处，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，经常传递消息。

一九九七年早春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岁末，锺书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。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现在，只剩下了我一人。

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“我们家”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

这就是《我们仨》的内容。这本书的最后有大量附录，包含了他们三个人的照片、书信、手稿，还有钱瑗给他爸爸的速写、便条，读来都非常感人，而且深富生活的趣味。

希望我今天讲的这本老书，可以让大家找到新的感受，我们下本书再见。

马姐姐的邹哥哥

加油